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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千禧之年》这方印中,上疏下密,印文呈“凹”字型留白的朱文排列,结体疏密对比十分强烈。反常的是“千”俗楷入印,但“ノ”不见刀痕,“一”在运笔时上扬下垂非常古拙,“丨”冲刀冲出毛剌剌的线条,显现出了墨的浓淡变化。“禧”占了近两个字的位置,形声两个部分散的如同两个字,以致左右主次不分;“示”的第一笔头重尾轻,第二笔左高右低,左边的“丿”冲到而下转入切刀,尚未切去的棱角使笔画藏锋很深;“喜”得了《张骞碑》的草隶情趣,上面“口”的左边的短竖斩去下半段,下面“口”与底下的边线併笔。左上角边线内移,与“之”衔接而不加修饰,尤其是字底下的横成“╰”之势。“年”的横画左边上部切出“凹”缺右边在细切中笔画上翘,左边的“/”和右边的 “\”本来饱满被切碎了“乃”的“了”部斩断,笔意相连。总之,“千”饱墨旧笔而书,“禧”调笔率意而为,“之”另起笔墨,情急之下墨溅出字外,“年”笔中残墨而书,浓中显出笔法,淡中显出肌理,可谓以书入印,先润后枯,枯润相间的特点,呈现出“象外之象”:千禧之年,“千”的世纪意识驱使之下,在那喜庆的节日里,人们有的击鼓奏乐、有的划浆赛船、有的手舞足蹈、当然在多元化的时代有人回归传统——甩袖而舞。这抽象的线条中再现了节日里的生活场景,“从再现到表现,从写实到象征,从形到线的形成历史过程中,人们不自觉地创造了和培育了比较纯粹的美的形式和审美形式感”,反过来我们又把这不知道经历了多少年的这些形式融入到了自身创作,这种跨越就是一种打通历史的阻隔,应该说,这种打通,就是以书法固有的思维打通出一种整体把握的原则。
这种整体把握的思维方式建立在对生活的体察中,笔者以为《三大》这方印最具代表性。与前文所说的印谱形式有所不同,它巧妙地将人的姓与名套在了一起——吴三大。如果执意于文,那是一个“吴”;若左边的竖作横,那将是“三大”两个字;忽略文字,整个线条可作一副人物画。关于吴三大,贾平凹说:“他头大口大臀大,其相如虎,进畏而不敢前去搭讪……至今相见过三次,说过五句话,那半句是我在车上他在车下,隔着窗说:‘你好……’”。⒃李珖那简单的几笔勾出了这位自号“长安憨人”形神轮廓。从《三大》联系到象形文字,再联系到《笔论》在内的诸多书学理论,它们毫不意例外地强调了艺术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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